北宋大相公 汴梁时月 第三百九十章 把酒言欢（1/5）

    陆府。

    且说陆垚从一开始派张牟出去后没过几日，其实就已经开始后悔了，找不找得到金台先不说，单就是这沿路的安全都是问题。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张牟平安回来，而且还带回来了金台，一切事情做的都不错。张牟从府上离开后，棠溪看向陆垚，表示陆垚这一下就给到张牟这么多钱，让他有些不理解，在棠溪看来，就算是张牟成功找到了金台，陆垚也从来没有出手这么阔绰过。

    陆垚看了看棠溪，表示他是不知道这劫匪有多凶残。

    北宋的政治体系沿袭唐朝的政治体系，而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，为了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乱象，采取重文抑武方针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并剥夺了武将兵权。除此之外，北宋还有一个新的制度，即三冗。所谓三冗，则为冗官冗兵冗费，意思是将中央政府中的权利各级之间表面形成一定的相互牵制，而国家的军队成为了政府招降闹事叛乱民众的工具，一定程度上造成军纪涣散，军队战斗力明显的下降，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，人力增加，人员的费用自然是也就增加了。

    北宋政府这些用来赡养官员，士兵的钱财便从百姓们身上搜刮，官府开始征收大量税赋，百姓们负担严重。更为过分的是，官僚、世家大量兼并土地，以扩充他们自己的资产，而最底层阶级的农民根本没有土地，没有粮食，沿街路上的乞讨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的百姓饿死在寒冬中。

    而北宋政府在这个民不聊生的情况下，受到了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威胁，更是用岁贡加大了对百姓们的压迫。在政府如此逼迫下，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起义，可以说，自北宋建立开始，农民起义就没有停下来过，更是有不少百姓，在官府的压迫下占山为王，抢劫官银官粮，一时间，兵伤民苦，似乎在百姓们心中，只有抢劫官府的粮食财物，他们才有机会活下去。

    由此便引发了北宋盗贼猖狂的局面，可以说是“官逼.民反，民不得不反”。宋神宗即位后，看到百姓如此景象，便大力推行变法，当时我国著名文学家王安石推行“报申”，后有《史记》中记载“盗贼比之昔时，时减七八”，只可惜，后来改革失败，北宋盗贼愈演愈烈，更是在宋徽宗时期出现了天下四大寇。

    北宋官僚机构的设置前承隋唐、后启明清，内容繁复，名实分离，是历代官僚机构设置最为复杂的一朝，当然也是文官制度高度发达的一朝。特殊的职官分离现象在宋代官僚制度中尤为明显，武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抑制，更有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故事广为流传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保证自己的政权稳固，不出现晚唐的局面，收回武将兵权，导致兵力低下，更是无法抵挡外族入侵。

    可以说，当时的北宋便是文官当道，同时，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，使“但求无过，不求有功”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，这一切，造成三冗之首，可以说的是，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如此优容士大夫，北宋，是第一个。无论是政治待遇、还是经济待遇，都是空前绝后的。

    不仅如此，宋太祖在宫内立了个铁牌，要求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。从历史的追溯中，我们可以得知在王安石改革时要动士大夫阶层的奶酪，来减轻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时，文彦博就公然对宋神宗说，陛下是与士大夫共天下，不是与万民共天下。

    此举，曾让这个阶层踏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，让他们终于成为了帝国真正的统治者。但这样，也更加加剧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，盗贼本就猖狂，偌大一个宋朝，却无官兵可挡，士大夫们高高在上，躲在自己的屋檐下笑看天下。武将无权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盗贼肆意横行。由此可见，北宋的盗贼猖狂与治理不力与这些只知动动嘴皮子的文官密不可分，或者说，他们便是盗贼猖狂的帮凶，也更是律法修订的推波助澜者。

    其中不得不提的是，当时的北宋文官当道，地位颇高，但混入其中的佞臣也不乏少数，他们在治理北宋盗贼的路上，也暗暗插了几手。其实最为出名的四大佞臣便是蔡京，高俅，杨戬，童贯，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对那些盗贼狠下杀手，更是有一百零八位好汉被逼上梁山。

    而此时，兵力薄弱，丝毫不起一丁点作用，百姓们对官府更是怨声载道，在北宋仁宗时期，更有流传说，曾有官府在“盗贼”临城时放弃抵御，开城犒赏，这些做法，只能使盗贼愈发猖狂，使百姓不得安生。

    为了制压盗贼，改善盗贼猖狂的现状，北宋政府便推出了《重法地法》。《重法地法》可谓是中国宋代规定的在特定地区内犯盗贼罪者加重处罚的法律。《宋史·刑法志》曰：“凡重法地，嘉祐中，始于开封府诸县，后稍及诸州。……至元丰时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福建等路皆用重法，郡县寝益广矣。”

    面对盗贼纵横治安混乱的局面，宋仁宗年间，仁宗首先处于对京畿地区安全的考虑，将京城开封诸县划为“重法地”，规定在“重法地”内犯罪的，加重处罚。随着地方民众反抗的加剧，“重法地”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各个重要的府、州、军，其量刑也日益加重，对盗贼使用的刑法更加惨重和狠毒，不少人更是白白受到蒙冤被处以各种酷刑，一时间老百姓苦不堪言，而那些盘旋在山中林中的盗贼更是奋起反抗。

    不仅如此，宋仁宗首立《窝藏重法》，严惩窝藏贼盗的犯罪，清除贼盗的社会基础，既强调法的追溯力，又株连罪犯亲属并籍没其家产，以反逆罪惩治盗贼，这些措施和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盗贼，减少了当时盗贼的数量。但同样，这些方法都是极其残忍和不人道的。不过对于当时社会的治安来说，这些是不得不采用的方法和措施。